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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燕行事例》抄本一本，是法兰西学院所藏的珍惜文件，该书颇为细致地记录了清代朝鲜使臣的燕行惯例，对于时下方兴未已的《燕行录》研究以及东北亚外洋交流的探讨，具有蹙迫的史料价值。在厘清燕行惯例的基础上，并透过对一些习用语汇的分析，可知１９世纪前后中朝交易的实态。在清代前期，东北亚三国的交易存在着此消彼长之势。从“杭货” 以及“ 燕贸”等平素常言不错看出，包括江南一带的中国商品，通过北京骆驿络续地流往朝鲜。与此同期，朝鲜输往中国的东说念主参性爱之后，其蹙迫的耗尽商场也在江南。另外，该书系由１９世纪朝鲜驰名诗东说念主李尚迪编定，其中包含有部分公文函札中以朝鲜寥落之“吏读”记录而成的文字，对于研究李氏的燕行译官生计，提供了一种未为东说念主知的新史料。而《燕行事例》之编定，与尔后屡次重修出书的《同文汇考》《通文馆志》等书中筹商内容之传承关系，彰着亦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要津词：域外汉籍；《燕行事例》；译官；诗东说念主；李尚迪 位于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是欧洲汉学重镇之一，那处保藏有精深的汉籍文件。其中的中国汉籍，已编纂有《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一书公开发行，而其庋藏的东南亚部分汉籍亦有筹商的目次行世。此外，该院亦保藏有极少的朝鲜汉籍，其中的《燕行事例》抄本一本，一得之愚，迄今尚未为学界所利用。该书详备记录了清代朝鲜使臣的燕行惯例，具有颇为蹙迫的史料价值。本文即以该书为基本贵寓，集聚其他筹商文件，探讨１９世纪前后东北亚的外洋交流。 一、李尚迪与《燕行事例》之由来 （一）《燕行事例》的成书 《燕行事例》一本，藏法法律讲授兰西学院，该书计５５页１１０面，每面１０行，总字数约１８０００字。卷首有咸丰丁巳冬十月江阴李尚迪的小引： 昔班孟坚有言曰：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限定。四民尚然，而况吾侪从仕奉职，原隰万里，周旋使事者，不有文件之可征信，其缘何不愆不忘，文风不动乎？本院所传《燕行事例》一编，未知先辈某公所编录于何年，而循览始末，有八包称量之规，无包参纠检之目。盖创设包参，粤在我正庙朝丁巳，则此编之成于丁巳以前无疑已。顾兹六十年之间，包参实为一院之大政，而更张百变，成宪惯例之束高阁者，殆难以更仆数矣。噫！后于丁巳之近例乃如斯，而前于丁巳之已例，抑犹有可按而行之者欤？尚迪尝披阅此编，陈芜既多，阙漏不少，常所慨然。今秋始得厘定，亟付缮写，删落为些许条，补入为些许条。而至于应行文状与应用公费，俱收并载，使东说念主一开卷瞭然，自以为不负先辈共济之意，永垂其后勿坠之戒也。至若士而忝其是以为士，农而昧其是以为农，工商而不儆其是以为工商，未有能善继而善述者矣。诗云：绳其祖武。又云：贻厥孙谋。可失慎哉？可不惧哉！然一切按例以外，别有事在，则惟存乎当事其东说念主举而措之怎么耳。 上揭文字开赴点即引东汉班固《西都赋》之成说，原理是士、农、工、商之行事，皆各有传承。文中的“ 咸丰丁巳” 即咸丰七年（１８５７），而之前六十年的另一个“ 丁巳” 年，则为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另，序中说起的“ 正庙”，即朝鲜王朝正祖李祘（１７５２—１８００ ），１７９７ 年正巧是正祖二十一年。文中所谓的本院，应指李朝时期的司译院。 据朝鲜史文告载：“我国西通中州，北邻清、蒙，南连倭、蛮，使盖战争，险些无年不相连，故朝廷建树司译院，肄习汉、清、蒙、倭之方言。” 司译院设有提调公一东说念主，上医生一东说念主，中医生一东说念主，副正艺上士一东说念主，判官中士二东说念主，奉事下士四东说念主，汉学造就中士四东说念主，教授下士四东说念主，蒙学教授下士二东说念主，满学教授下士二东说念主，倭学教授下士二东说念主，书吏四东说念主，皂隶四东说念主。“司译院系是事大、交邻，为任尤紧”。其中的“事大”，也即是与中国的交涉。据此可知，《燕行事例》一书，本有佚名编录的旧本，但上揭的序作家李尚迪对之不太风光，故于１８５７年将之重新矫正并进而定稿。 文中的“八包称量之规”，在《燕行事例》后文中亦有详备的证明： 八包之规，宣德年间金银免贡之后，禁银货，令带东说念主参，其数浸多。至于每东说念主许赉东说念主参十斤，即八包也。其后又代以银子带去，而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计银二千两，为一东说念主八包，堂上及上通事加给一千两，放料下处。湾上亦加给一千两，使之补欠。 上述的“ 八包之规”，亦称“ 八包称量之规”。以上的文字，概述了明代宣德年间及以后此一规制的沿革景色。对于这一丝，朝鲜社交文件《通文馆志》卷三《事大》中，也有“八包定数” 的纪录，在内容上与此不错互证。其中的重心是：宣德年间，遣使请免岁贡金银，尔后则以土物效诚。从此以后，赶赴北京买卖者不容佩带银两，而代之以东说念主参。不久，又发现使团成员所携的东说念主参数量迟缓增加，故又禁止每东说念主只准佩带 ８０ 斤，也即是 ８ 包。到其后，又以折成的银子带去，每斤折银２５两，一东说念主８包，８０斤计银２０００两。 小引中还说起“包参”，亦作“参包”。据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朝鲜驰名文东说念主金泽荣的追述，“初吾韩国中在在产参，而关东及江界尤盛”。东说念主参分为“山参”和“山养”两种，都是“采充御药孝顺及日本使行之贸用”，这种情况从朝鲜宣祖时间就已有此例，“ 贡则多出关东，贸则多出江界”。那时，东说念主参为民间所挫折，是以民间所用的药料，有的要依靠中国的坐褥。其后，全罗说念同福县一妇女从山上获取参子，在田间栽培获取手利，障碍相传，另一崔姓之东说念主巨额栽培，这也即是所谓的家参。崔氏其后暗自卖给“ 清南海东说念主”（应指中国广东一带的东说念主），后者中有因瘴气而得病者，吃了家参就好了，但也有东说念主不相宜吃这种家参的。针对这种情况，崔氏以为这是参力太盛的缘故，其后就通过蒸煮以裁减药力， 然后再卖给中国东说念主，成果受到后者的追捧，因而大获其利，富甲一方——据说这即是红参的运转。崔氏致富之后，自感此利不可能久专，遂将制作红参的步调传授给译东说念主。译东说念主试售于“ 燕市”（ 中国北京的商场），竟然也获取利润。于是，就禀告司译院大臣，说是应答红参制作课税，以补该院之用。另外声名禁令，除司译院以外，其他东说念主皆不得生产红参。司译大臣接收了此一残酷，奏定赶赴中国的受历、贺节二使行所佩带之参额应为１２０斤，名为“包参”，每斤抽税些许。对此，《燕行事例》限定： 包参依译院关文，照数搜验于湾府后越送。而如有官参外一角潜带者，则相反讥诇，报译院依律刑配，潜参赏给捉纳之东说念主。 “湾府”亦即龙湾，也即是朝鲜的义州，此处为鸭绿江畔的边境重镇，在清代，控制中朝交易命根子的驰名“湾商”（亦称“ 湾贾”）即盘踞于此，而朝鲜燕欺骗臣亦由此西入中国，故于此处检察使行所携东说念主参。文中的“潜参”，亦即“潜带”（私运） 之东说念主参。对此，金泽荣以为，“包参” 一事，“时正祖二十一年即丁巳年（清嘉庆初） 也”。这与李尚迪在小引中所言之“盖创设包参，粤在我正庙朝丁巳” 一句恰相吻合。阐明李尚迪的说法，司译院旧传《燕行事例》一编，因未尝说起“ 包参纠检之目”，故该书应成于正祖二十一年以前。 另外，《燕行事例》一书中列有“ 皇谥年号”，包括：“崇德（太宗文天子）、顺治（世祖章天子）、康熙（圣祖仁天子元年壬寅）、雍正（ 世宗宪天子元年癸卯）、乾隆（高宗纯天子元年丙辰）、嘉庆（仁宗睿天子元年丙辰）、说念光（宣宗成天子元年辛巳）、咸丰（文宗显天子元年辛亥）”，并排有“ 本朝列圣”（即朝鲜国王名号，包括仁庙、孝庙、显庙、肃庙、景庙、英庙、真庙、正庙、纯庙、翼庙、宪庙和哲庙）。可见，《燕行事例》之下限应在 １９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咸熟年间，这与小引的年代恰相吻合。 （二）动作译官的诗东说念主李尚迪 《燕行事例》一书的序作家为李尚迪（１８０３—１８６５），据吴世昌所撰《槿域字画征》卷五纪录：“ 李尚迪，字惠吉，号藕船，江阴东说念主，纯祖三年癸亥生，译官，郡守。”“译官，即象胥也”，属于司译院。集聚筹商贵寓可见，其东说念主出生于世代译官家庭，是朝鲜纯祖至高宗时期（ 十分于中国清说念光至同治时刻） 的一位诗东说念主。对于李尚迪的生平，朝鲜金奭准曾撰《李藕船先生传》一文： 藕船者，朝鲜李尚迪，字惠吉，藕船其号也。容仪飘隽，其气春温，其神秋清。文华风骚，令东说念主心醉。以簪缨门第，养才以待时，积学以砺俗，不循名，不躁进，陶脾性于圣贤书卷之中。尝为金秋史侍郎高足，文望日隆，诗有初日芙蓉之目，书有赵、董之骨。及前席帝王，诵其诗篇，令秘阁锓梓，固辞之，其恩遇邃古有数。冯誉骥谓曰：吾读《恩诵堂集》，益深倾慕，求之海内，亦未几得。与吴兰雪嵩梁、祁春圃寯藻、黄树斋爵滋、张仲远曜孙、王子梅鸿、孔绣山宪彝、何子贞绍基、冯鲁川志沂、许海秋宗衡，先后各以文宴酬接。墨彩云飞，英词电发。时以说念义相勖，不斤斤于蓍占聚雪为欢也。于是交满中朝，着名冠世。 金奭准为李尚迪之门东说念主，曾编有《藕船精华录》三卷。该文系其“ 仿史传集句之例” 创作而成，所阐明的绝大部分文字，皆出自与李尚迪有过走动的中国驰名东说念主物，如梅曾亮、叶志诜、叶名澧、孔宪彝、孔宪庚、张曜孙、潘曾绶、吴嵩梁、吴昆田、祁寯藻、温忠翰、雷文辉、吴式芬、王鸿、温忠彦、周达、程祖庆、邓尔恒、冯志沂、仪克中、吕佺孙、王宪成、顾庐、王拯、符保森、汪喜孙和许宗衡等。举例，文中的“其气春温，其神秋清”，注为：“吴昆田赞先生像。”试验上出自清河吴昆田赞、阙里孔宪彝所书：“其气春温，其神秋清，诗成千首酒百觥，峻岭大泽深以闳，使车十度来上京，贤豪长辈，倒屣争相迎。 伊川巾，东坡笠，吾以想先生。” 上文说起，李尚迪是金正喜的弟子，才华横溢。朝鲜宪宗国王相称可爱他的诗歌，“令秘阁锓梓……其恩遇邃古有数”，是以他的诗集定名为《恩诵堂集》，以表谢恩。此外，金奭准所撰《李藕船先生传》还说起： 咸丰庚戌，太夫东说念主弃养，昼宵读礼，孝念念毁瘠。与弟尚健友笃，其燕居也，四方来学者踵门，寿考文章，为国东说念主所艳羡。奋如椽之笔，立弥远之言。续刊诗文集九编，流传益广，长安纸贵。同治壬戍［戌］，永授知核心府事之职。癸亥以国王先系源泉仍沿前明传奇之诬，奏请刊正，特命来京办理此事。时年六旬，不复充使事之劳，国王以辨诬之事紧要，彩选名望素著老臣，故破格用之，乃不辱就业以还。凡奉使已十二次矣。贫乏王事，宠锡无数。 文中谈到，李尚迪曾先后１２次赶赴北京。１８６３年，朝鲜国王为清《廿一史约编》中诬讹其祖系，派使团来华辩诬，李尚迪第１１次赶赴北京。他的书屋叫“ 海邻”，在当前的好意思国哈佛大学燕京藏书楼中，还保藏有《海邻尺牍抄》等，其中的内容就反应了李尚迪与中土士东说念主的走动。李尚迪酷嗜金石学，那时东说念主有“ 李君嗜古赛米苏，胸藏三代彝器图” 的描画。李尚迪从 １８２９ 年到 １８６４ 年，平均每三年傍边就到中国一次。从时候上看，李尚迪经历了清朝说念光、咸丰和同治三朝，与他交游的清代文东说念主学士多达一百余名。在广阔的中国文东说念主学士中，他与刘喜海、仪克中、韩韵海、吴式芬、吕佺孙、潘祖荫、皆寯藻等东说念主都有金石鉴藏方面的交流。 李尚迪为上述诸东说念主之金石学研究提供了蹙迫的朝鲜金石贵寓，促成了清代士东说念主对于朝鲜金石学的探研。对此，李尚迪自称：“ 昔予游燕所交，皆东南宏博之士，而多以三代秦汉金石文字再会赠，竟然有古东说念主缟纻之风矣。”正因为如斯，其东说念主怡然自得地自题一联曰：“ 怀粤水吴山燕市之东说念主，交说念纵横三万里；藏皆刀汉瓦晋砖于室，墨缘高下数千年。” 李尚迪与中土士东说念主过从甚密，他的一些著述也深受清朝文东说念主的影响。举例，乾隆时期驰名戏曲家、诗东说念主蒋士铨先后作有《怀东说念主诗》《后怀东说念主诗》和《续怀东说念主诗》，合计多达９８首之多，此类的交游诗，记叙了其东说念主之酬唱赠答及对友东说念主的拳拳好意思意。尔后，“ 怀东说念主诗” 的文体遂为中外诸多文东说念主所临摹。朝鲜燕欺骗臣朴皆家、李尚迪等，就都有《怀东说念主诗》《续怀东说念主诗》。李尚迪在其《续怀东说念主诗（有序）》中写说念： 曩在说念光壬辰秋，余有《怀东说念主诗》廿八篇，盖寄怀海内一又旧之作也。其后又屡入春明，交游益广，较之壬辰以前不翅倍蓰。而今于数纪之顷，历数诸东说念主，或渐忘其姓名，或闻声相求，爱而不见者，则并阙之，作《续怀东说念主诗》五十七篇，以志晚景停云之念念。 可见，李氏的《怀东说念主诗》２８篇作于说念光十二年（１８３２），而《续怀东说念主诗》５７篇，则记录了他屡次燕行的交游应酬。对于这一丝，他在《西笑集》中亦有所记录。正如李尚迪自称的那样：“交游唱酬遍海内。”其中说起的很多东说念主，他们对李氏的辩驳，就集粹而为上揭的《李藕船先生传》。 对此，另一位朝鲜东说念主崔性学亦回想说：“ 先生比年奉使，北学于中国，包罗群籍，发达文藻，一切摹拟浅易之弊，扫而空之。” 身为译官，李尚迪与清代常识阶级有着往往的走动，但在以往，咱们都只看到李氏与中国文东说念主的交游，对于其译官本职则未见史料纪录。而《燕行事例》一书，则恰恰为此一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本。 二、从《燕行事例》看朝鲜燕欺骗臣的行径 《燕行事例》序中有“ 绳其祖武”一词，原理是踏着先东说念主的踪迹不息前进，此一典故，用以譬如秉承祖产。而“ 贻厥孙谋”一词，则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原文作：“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另，《尚书·五子之歌》亦有：“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原理是为子孙之改日作念好安排。 这些，都反应了《燕行事例》一书编撰的方针。从内容上看，《燕行事例》波及自朝鲜到北京燕行进程中的诸多轨制与惯例，以下区分叙述和分析。 （一）自凤凰城至山海关 明清时间，中国与朝鲜存在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在这种宗藩体制之下，朝鲜必须依期派使臣前来北京朝贡。在清代，依期的朝贡每年至少一次，此外，还有不依期的各样交代。对于朝鲜使臣燕行的频率，不同学者的统计数字并不统斡旋致，但大略说来，有清一代朝鲜所交代的使节平均每年都跨越２次，应当说是十分往往。对于朝鲜贡使燕行的所有这个词进程，《燕行事例》中《先来启草》有全面概述： 臣等一滑，于旧年某月某日入栅之由，已为驰启为白。是在果某日自栅门离发，而通官某、章京某率甲军护行是白乎旀。某月某日到沈阳，岁币、方物、车卜未及来到，故落留任译，待车卜皆到。岁币中红绸一百匹，绿绸一百匹，生上木三百匹，大好纸一百五十卷，小好纸二千一百十卷，粘米三石五斗四升，依北京礼部公文呈纳于各库后，其余物种，假使之照数录用于沈阳押车章京是白遣。臣等仍为趱程，某日到山海关，点检东说念主马，无币进关是白乎旀。 文中的“ 为白”“是白乎旀” 或“是白遣”，在《燕行事例》一书之行文中颇多所见，应当属于朝鲜“ 吏读”的习惯性用法。 明代自开原至凤凰城隔邻修有边墙，通称为“边”，其进出之门曰“侧门”，清代顺治、康熙年间曾沿旧迹树栅整修。 凤凰城隔邻之侧门，土着称之为“架子门”，朝鲜方面则曰“栅门”，朝鲜贡使差官至此，办理入境检察手续。对此，《燕行事例》中记录有“报单式”：“年号几年某月日朝鲜国某使（ 兼则某兼某使）。” 朝鲜朝贡使依期的“节使”，主要有贺冬至的冬至使，交纳岁币的岁币使，贺正旦的正朝使，以及贺万寿的圣节使等。 而不依期的“别使”，则有进贺使、问安使、陈慰使、进香使、陈奏使、奏请使、告讣使和谢恩使等诸多相貌。《燕行事例》抄本中，就详备列有圣节、冬至、陈慰、奏请、陈贺、进香、问安等相貌下供献给中国天子、皇太后、皇后的方物，而在此处则注明：“掌务官正书二折，原白纸入栅时用二三张。” 其状单式为： 臣等一滑， 月某日某时量渡江起因，既已驰启为白，有在果本月某日某时量来到栅外，城将等应给礼单，依例分给为白遗［遣］。某时量点阅东说念主马无币入栅，仍为前进起因，并以也启为白卧乎事。 以上的空格，示意需要阐明每次的试验情况加以填写。此外，还有“一滑东说念主马报单”： 正使职姓名（以下并例书）、副使职姓名、书状官职姓名、大通官姓名、姓名、姓名，押物二十四员，从东说念主三十名，驿卒几名，驿马几匹，驱东说念主几名，表咨文载马几匹，驱东说念主几名，帐幕几包，载马几匹，驱东说念主几名，干粮几包，载马几匹，驱东说念主几名，盘缠几包，载马几匹，驱东说念主几名，铺盖几包，载马几匹，驱东说念主几名，私卜几包，载马几匹，驱东说念主几名，岁币方物几包，开披几包，杻笼几包，米口袋几包，银包或纸包几包，杂卜稍头几包，东说念主共几百几十员名，马共几百几十匹，马包共几包，车包共几包。 上揭的“几” 和“ 姓名” 等字，同样也需要视不同的情况再行填写。一般情况下，前来中国的朝鲜使团之东说念主员边界平素多达二三百东说念主，使团成员由正官以及各式随员、仆从组成。 最基层的“ 驱东说念主”，亦作“ 刷马驱东说念主”。 朝鲜使团从东北到华北，沉之行，佩带有不少岁币方物及行李货品，故而随行中有诸多马匹，每匹马都有牵夫一名，称马夫。 此外，还有驱东说念主。 马夫、驱东说念主除了由商贾冒充者外，多属穷人或恶棍。 凤凰城侧门入境时呈一入栅报单，载明入境东说念主马数量，由凤凰城官员加盖章记，以便尔后在山海关等处检察。 那时，“ 城将以下诸官列坐衙门，使甲军依报单计数，先入马卜，然后三使行瓜代八［ 入？］ 门，而过其衙门时，暂卸轿、马而行，前进，宿凤凰城”。 参预栅门之后，燕欺骗团便向北京进发，半途要经过盛京： 盛京存留红、绿绸各五十匹（二百匹全留），白木八百匹、生木二千匹（全留），小纸好（四万二千丈，二千一百五十卷），粘米（三石五斗四升，彼东说念主称三石为三担），大好纸（或纳一千八百二十三卷，十八丈，不一其例）。 所谓白木，也即是指棉布。朝鲜贡使入清时之行李货品虽在栅门雇车运载，方物岁币则运到沈阳后交由中国方面驿递。“ 使行迢到，关外则任官出城，告以动静，各处公干既停当，城将都司坐衙， 然后依报单计检卜物以入。又到税官衙门，又计东说念主马以入。而过两衙门时，暂卸轿、马而行，行中亦下马”。此处说起的“ 卜物”，以及前述之“ 私卜” “ 车卜” “ 马卜” 和“ 杂卜” 等，都是朝鲜东说念主的习惯性表述。 据朝鲜实学念念想家丁若镛（１７６２—１８３６） 的描摹：“ 辎重之驮曰卜马，装办之载曰卜物，任重曰卜重，官驮曰官卜，私装曰私卜，用之书启，载之法典。” 据此，“ 卜物” 应是指行李货品，而“ 车卜” “ 马卜” 之意大略区分即车辆、马匹运载的货品。至于“ 杂卜”，则有“ 奴马杂卜”“ 银货杂卜”之类的表述，亦即奴马杂物和银货杂物之意。这些，在汉语中皆未见有访佛的表述。阐明朝鲜史料纪录，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凤凰城一带有车户 １２ 东说念主，称曰“拦头”，朝鲜贡使战争中国，行李货品皆由其承运。 （二）朝鲜贡使在北京的行径 朝鲜贡使之标的地是北京。对此，《先来启草》中有简要的记叙： 某日到北京，仍诣礼部呈纳表启文是乎，则汉尚书（或侍郎、或满尚书、侍郎）某率诸郎官祗受，臣等退归，任接于南小馆是白乎旀。 清初设朝鲜使邸于玉河桥畔，称玉河馆，后为俄罗斯东说念主所占据，清东说念主遂移其馆于桥南一里许，虽仍沿用玉河馆之名，但平素称为“南小馆”。尔后，朝鲜使团方面时常要与中国的礼部官员应酬、交涉。对于这一丝，《燕行事例》中另有较为详备的记录： 使行入北京日，衙贝先站驰告于礼部，则通官数东说念主来迎于东岳庙。三使于东岳庙下轿，具公服，跨马，除前排去伞，待表咨，由皆华门入，馆于会同馆。提督以下，大使，大、次通官及序班、馆夫、皂隶等皆会，待［侍］候于衙门。三使以下皆下马，于衙门不见处而入。去时或相面，则只举手致款。旧有提督再会之礼，今则无。上通事传报单于衙门。 一般说来，正官中有正使一名，副使一名，书状官一名，三者合称为“ 三使”，俗称“三房”。正使是以朝鲜的高官或者由王室宗亲担任，副使和书状官则一定是由有十分文学素养的东说念主充任。特别是书状官，主要负责记录见闻、草拟陈诉，归国之后提交给朝鲜国王参考。 通官亦即礼部的通事，但凡礼部往返，都是由这些通官负责，他们的祖先皆是朝鲜东说念主。“崇德以后，以我东说念主之被掳未刷还者，定为大通官六员、次通官八员，籍仕礼部，使之认识我事，后以其子孙袭补，每于敕行，差遣各二员”。 以上是初入北京时的庆典，接着还说起赶赴礼部的门径： 入燕馆日，正使以下正官具公服，奉表咨，诣礼部，坐月廊。尚书或侍郎与郎中公服，南面入于大厅。大通官引三使性爱之后，诣台上跪，写字官从傍跪进表筒，双手捧表咨筒上通事，傍边跪传于通官，通官受之，传于郎官，郎官受之，安于卓上后，通官引三使而退。旧有再会礼于尚书。古例入京未来，呈纳表咨文。 上述一切，皆见礼如仪。在北京，朝鲜贡使还必须参加朝参。《先来启草》曰：“ 于某日，因礼部知会臣等，与书状官臣姓某，率正官诣鸿胪寺，行朝贺演礼是白。” 对此，《燕行事例》对朝参演礼有着颇为详备的证明： 朝参演礼，则呈表后，仍诣鸿胪寺行（或未来行）。三使以下正官具公服，诣牌阁前演礼。而三使为一滑居前，三大通官以下二十七员分为三行，排班列立，鸣替二东说念主立傍边，胪唱一时，行三跪九叩，或错乱，则虽三四巡，愈加演习而罢。 朝参演礼，是慎重朝参前的预献技，亦称“鸿卢寺演仪”。对于朝参，《先来启草》中有详备纪录： 某日，天子幸太庙是如。因礼部知会，当日臣等与书状官臣姓某，率正官等诣午门外伺候（或有他国使臣，则云某国使臣，亦在臣等之下）是白加尼。某刻天子乘黄屋小轿（或乘马）而出，某侍郎（见上）、某押班（臣）等祗迎于路左。天子使近侍问国王闲适，臣等叩首，仰对而退。当日，自御膳房颁某物于馆所是白乎旀。 上文中的“ 是如”“ 是白”“ 是白加尼”“ 是白乎旀”，也应是“ 吏读” 中示意停顿的语助词。对于朝参，《通文馆志》的纪录更为细致： 旧例见朝晖，五更头，使以下具公服诣阙，憩于午门外。日将出，五凤楼上击饱读撞钟，殿庭鸣鞭三声，表里皆班。天子出御皇极门（今则视朝于皇极殿，而皇极更名太和），千官入于皇极门庭…… 少焉，午门尽辟，鸿胪寺序班引使以下到御路上，行五拜三叩首礼。遂由右掖门而入，见文武官东西相向，纠仪御史列于中庭，使以下就其后而立。十三省官入见毕，序班引使以下跪于御路上，鸿胪寺官握揭帖跪奏曰：朝鲜国差来陪臣某职某姓名等几员见。使以下行三叩首而复跪，天子亲发玉音曰：与他酒饭吃。使以下复三叩首，序班引出，还由右掖门诣光禄寺吃酒饭而罢。 在《通文馆志》上述的记录之后，有注曰：“出《荷谷朝天录》。”《荷谷朝天录》亦称《荷谷先生朝天记》，是朝鲜宣祖七年（１５７４） 时任礼曹佐郎的许篈以书状官身份随圣节使出使明朝时所作的日志体使行著述。两相对照，可见朝参之礼节由来已久。 在《燕行事例》抄本中，接着《先来启草》缕述了朝鲜贡使在北京所得到的表彰以及筹商的待遇： 某日，自御膳房颁某物于馆所是白乎旀。又自内政府赐臣绵缎三匹，漳绒三匹，大卷八缎四匹，小卷五丝缎四匹，大荷包一双，小荷包二对。赐臣及书状官臣姓某各绵缎二匹，漳绒二匹，大卷八丝缎三匹，小卷五丝缎三匹，大荷包一双，小荷包二对。此是紫光阁宴例赏是如为白乎旀。 申后，自光禄寺运输宴卓五张、猪一口、汉羊九只、酒十一瓶、鱼五十七尾、鹅三只、鸡二只于馆所是白乎旀。 绵缎、漳绒、八缎、五丝缎、大荷包和小荷包等，都是朝鲜国东说念主可爱的挥霍。紫光阁宴为那时的惯例，如洪良浩就曾“ 同进奉使与紫光阁宴，天子命礼部侍郎引入北海子，乘雪马，游太液池，不雅万梵刹五龙亭，登永安寺白塔，渡玉 桥，罢归”。可见，紫光阁宴后，还有一些参预皇家园林游赏的经历。尔后，《燕行事例》中还说起朝鲜贡使有契机见到清朝天子的几种场所： 今年正月月朔日，因礼部知会臣等与书状官臣姓某，率正官等诣右翼门外伺候是白加尼。平明，天子出御太和殿，文武千官循序就班。臣等入就西班末行，三跪九叩首礼而退。某国使臣亦为同参是白加尼。 平明，天子出御殿内，设席张戏后，某侍郎引臣等及某国使臣至御榻前，使近侍问国王年龄，臣等叩首仰对，仍退西庑，使之听戏，赐酪酒及果饼二盘，又赐臣等及书状官臣姓某各玻璃器二件、玻璃鼻烟壶一介，瓷器一件，荷包二对，条茶二饼，瓷件，内盛鲜果是白乎旀。某日自内政府颁赏御前蟒段二匹，福字方一百幅，大小绢笺四卷，笔四匣，墨四匣，砚二方，雕漆器四件，玻璃器四件。臣等及书状官臣姓某各大缎一匹，笺纸二卷，笔二匣，墨二匣，此是赓进诗例赏是如为白乎旀。 天头注：“如有赓进诗，则别纸誊书，上送于政院之意措语以入。”在诸多赐品中，有那时颇为先锋的鼻烟壶，对此，燕行的朝鲜东说念主颇多吟咏。举例，李裕元所撰《他乡竹枝词》，曾描摹英祯祥国东说念主“ 壶贮鼻烟金镂中”，指前者“以金缕合［ 盒］ 贮鼻烟自随”。姜浚钦有《北京》诗 １６ 首，其中之一曰：“波斯金宝积大说念，隆福寺前集贾胡，遮莫痴心轻一掷，令嫒却买鼻烟壶。” 在诗注中，姜氏指出：“ 隆福寺市最多宝玩，自泰西东说念主入中国后，中国东说念主多学鼻烟之法，物重货轻，故鼻烟壶一筒，至有费令嫒者。” 朴皆家有“ 鼻烟滚滚易天下，百余年来学火饮” 之说。其后此风习亦传入朝鲜，“或用鼻烟如华东说念主”。 《燕行事例》中还列举了见到天子尽头所受表彰的另一场所： 某日，因礼部知会天子诣天坛祈谷是如。当日丑刻，臣等与书状官臣姓某率正官等诣午门外伺候是白加尼。某刻天子乘（或轿或马，见上）而出，臣等祗迎于路左，自御膳房颁克食羊肉馒头、妳子饼是白遣。十三日，因礼部知会，天子幸圆明园是如。当日某刻，臣等与书状官臣姓某率正官等诣西三座门外伺俟［侍候］是白加尼。（或有或无）天子（见上）某而出，臣等祗迎于路左是白乎旀。 这应是燕欺骗臣至“ 午门谢恩” 的常见门径。尔后，还有“ 午门领赏” 一节。对于这一丝，《燕行事例》抄本中有更为详备的记录： 某日，因礼部知会，当日某刻，臣等与书状官臣姓某率正官等诣午门前领赏，仍为告辞为白乎。则使某官某传语以归告国王闲适，臣等叩首而退是白遣。御前回直立单及正月某日别礼单，出付任译呈纳，于复命日计料为白乎旀。 午门领赏后，SWAG朝鲜东说念主即受下马宴和上马宴。 （三）下马宴与上马宴 阐明明清两朝的轨制，朝鲜贡使前来中国，例有钦赐下、上马宴，藉以彰显“ 皇朝柔远之盛德”。下马宴和上马宴，早在明代即有这么的相貌，清沿其制。李海应（１７７５—１８２５）著《蓟山纪程》纪录：“礼部上马宴、下马宴，则近必然待同日并设，故宴馔各具二卓，一设于礼部，一送于馆中。”对此，《先来启草》曰： 某日，因礼部知会，臣等与书状官臣姓某，率正官等诣礼部领下马宴是白加尼。某刻，自精膳司输奉上马宴卓于馆所是白乎旀。 据《燕行事例》的纪录，“ 下马宴则领赏罢后，仍往礼部行之。尚书或侍郎同三使以下，先于月台上望阙行三跪九叩首，后尚书入，坐床上，三使以下行一跪三叩首，尚书答揖。三使升坐床上，西辟［ 壁？］ 三大通官以下以次坐后，郎中辈坐东辟［ 壁？］ 鸣赞，立东边。 先行骆茶一巡，次进宴床，酒三行， 彻馔，后又随尚书就月台行三跪九叩首，尚书复使三使以下，又行一跪三叩首，而言免则否。 行望阙礼时，鸣赞唱。 进茶馔时，大通官立尚书傍，以备传语。 尽头撤床也，下东说念主驿卒争取馔物，杯盘乱落，终莫之禁”。 所谓“ 下东说念主驿卒争取馔物，杯盘乱落”，指的是不才马宴上菜肴遭哄抢的气象。 举例，金昌业的《燕行日志》曾载：康熙五十一年，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 下马宴”，“ 宴床才入，未及下箸，马头辈各握囊袋而进，竞攫饮食”。马头辈即朝鲜使团中的仆东说念主，也即是前述的“下东说念主驿卒”。 下马宴设于礼部，接着是在野鲜馆备奉上马宴。“ 宴以下马、上马名者，迎来饯还之意也”。下、上马宴之后，“ 夙夜勾当公务了，荡袖长啸出秦关”，朝鲜贡使就运转离开北京归国： 某月某日，臣等一滑自北京还发。而臣某军官姓名（或有病，则某官臣军官病，代姓名）、某军官姓名（上同）、译官姓名授状启，一度先为出送起因，并以驰咨为白卧乎事是良旀。 《先来启草》临了有“年号几年 月 日”的字样，集聚文中时常出现的“臣某”“某军官” 和“ 某月某日”等，证明此一文本实系活套。事实上，抄本《燕行事例》中还有各式类型的活套。举例，“书目”条曰： 冬至兼谢恩使一滑，本月十九日某时量离发事。年号几年月日副使着押。 此外还有“ 闻见事件式”： 回还某使行中首译臣姓名闻见事件（或称别单）。一某事。 一某事。 年号几年月日。 书状官的职责，主若是在燕行归来之后，以其耳目之所及者撰写使行日志及“ 闻见事件”，上呈于国王，再下承文院誊录。 使行日志详备记录燕行途中所历的路程、时日，以及行中东说念主马数量等。 而“ 闻见事件” 因其书于别纸，附于日志之后，故又称为“ 别单”，其内容则为燕行途中的所见所闻。 上述这些，都是供入燕时朝鲜贡使使用的活套。此外，抄本《燕行事例》还纪录：“ 下马日为始，毋论得赏不得赏，一依报单东说念主数，每五日有馔物。” 所谓馔物，也即是各样的食品补给。 在《燕行事例》中，就详备记录了朝鲜使团成员留馆时的逐日供给，其中说起的配给份额，在诸多《燕行录》中皆有纪录。 举例，李海应《蓟山纪程》卷五就有“ 食例” 一节，对明代以来朝鲜贡使的配给供应，有着颇为详备的描摹。而驰名的北派系代表东说念主物洪大容（１７３１—１７８３），在其《湛轩书外集》卷一〇《燕记》中也有访佛的记录。 天然对各样东说念主的供给份额有的稍有进出，但却彰着证明《燕行事例》之所述，应参考了洪大容、李海应等诸多燕欺骗臣的真确经验。 （四）朝鲜馆内的交易 早在明代，即有会同馆开市之例：“ 是日开市于馆中，握物货者辏集。三大东说念主亦送贸物无数，其贪欲不可说念也。”“三大东说念主” 应即朝天神团中的正官、副使以及书状官，他们也从朝鲜私下佩带货品前来，参与会同馆内的交易。及至清代，朝鲜馆内的开市交易（ 亦称会同馆交易） 仍按惯例举行。对此， 李世华《赠崔汝和赴燕之行》诗有“ 挂榜门前开市肆，纷纷主客竞锥刀” 一句，状摹的即是筹商场景。阐明限定，凡异邦贡使至北京，接收清廷颁赏之后、将要归国之前，在会同馆开市，市期三日或五日，唯一朝鲜国和琉球国不拘期限。货品先由户部收买，然后颁行晓喻，允许商东说念主入馆交易，由户部派官监督交易，异邦使团所买的中国货品全部免税。入馆商民则由会同馆监督取具连环保结，发给腰牌后入馆交易。朝鲜馆内的开市交易，亦照此惯例举行。对此，《燕行事例》抄本就纪录： 礼部官员来贴晓喻，榜于会同馆。又差开市市官二东说念主监市，衙门始许买卖东说念主就馆交易，诸买卖东说念主例有上税之规，依例停当，皆进呈单于衙门，始许进出。 对于礼部晓喻，上头所写的主要内容平素是：“闲杂东说念主不许买卖大花西蕃莲纹及五爪龙文、黄油青等缎，史记、兵书、天文、地舆等册， 武器、硫黄、焰硝、狗尾续皮、东说念主参、铜器等物， 皆系禁条， 并勿许买卖。”从其他的朝鲜汉籍来看，这些限定试验上并莫得认真执行。 那时，燕欺骗团赴京时，随团中皆有不少朝鲜商东说念主。如李海应的《蓟山纪程》载：“ 留馆诸商，皆于后庭作簟屋，买砖为炕。” 这些朝鲜商东说念主，与中国的铺商交易。对此，更早的洪大容曾指出： 数十岁以前，使行入燕，凡公私买卖，惟有郑、黄两姓当之，皆致钜万。郑商尤巨富，交通王公，连姻又多，一时清显。每我国有事，多籍［藉］其力。稼斋录中郑世泰是也。世泰既死，子孙世主之。盖缎货者皆出南边，又我国所需，皆取价贱，好尚与中国异。郑家习知之，先期贸取于南市，容入七八万两银，每年为常。织匠亦知我国好尚，缎品渐变，与中国所尚不同。及我国禁纹缎，郑家所先贸者，既不见售，又中国所无谓，因此而大窘，渐以消乏。则他商日进，今为五十余东说念主。然宫中例贸及别付，犹主郑家，以色品之犹佳也。且十数年前，一滑入馆，闻家是以待诸译、诸商者，酒食声乐之费已不赀，寝具铺盖，供给惟谨，此世泰之旧规，今已不成也。 这些商东说念主与中国商东说念主在野鲜馆内交易，有不少商品就通过此种情势相互交流。金锡胄《又次副使三绝以咏三事》中有“ 开市” 一诗曰：“ 北贾饶财偏积锦，东东说念主无宝只携参。”那时，输入中国的商品，最为蹙迫的是东说念主参。据朴趾源纪录： 使行时，例给正官八包。正官者，裨译共三十员。八包者，旧时官给正官东说念主参几斤，谓之八包。今不官给，令自备银，只限包数。堂上包银三千两，堂下二千两，自带入燕，交易诸货为奇羡。 朴趾源的这段文字，不错与前引李尚迪之小引比照而不雅。对于这一丝，申光洙有《送冬至下价李圣辅世奭赴燕》诸诗，其中的第１９首为：“八包燕市利源开，每说高丽贩客来，一齐兼台风力重，太平车上载名回。”李勉伯《参歌》亦有“八包走燕市，大舶通倭夷”之语。此外，李学逵《琐语》：“迩来中国，通用朝鲜参。象胥通燕，用参代银，以充资斧。旋为燕商所诱，轻示多参，并要速卖，彼反袖手坐视，价低便买，是以本国度种日贱，无复收获也。”这些，都反应了东说念主参在中朝交易中的地位。那时，“京师参铺皆以红参为上”。朝鲜商东说念主一到北京城，便将所携参货存入各参号，待礼部颁出布告允许交易时再行买卖。 至于中国商品之输出，朴念念浩《心田稿》曾载：“中国杂货之东输者，若缎属、药材、针帽、竹素可用以外，珠玑、扇香、驴骡、鹦鹉、 毡、镜带、纸砚、翰墨等珍怪之物，非国之宝也，徒启小邦亏蚀之渐，诚非细虑也。”张存武曾列举“中国输出朝鲜货品”，包括谷物、畜禽、毛皮、日用杂货、军用品、金属品、编织原料、编织品、裁缝、食品、杂料、药材、竹素和玩好服饰等十数类。对于这一丝，《燕行事例》中有《申诉式》： 朝鲜国大通官姓名等，呈为报明事。窃职等一滑从东说念主，在馆交易，货价两清，并无犯禁货品，亦无讹错等事。货包交与揽载东说念主某，装载至凤凰城交卸。一齐倘有遗失物件，与馆内无涉。货包数量开列呈明，哀求提督大东说念主查照引申，为此谨呈： 杭货，药材，筐子，樻卜，小土（并排书）年号某年月日大通官姓。 此处说起的“ 杭货”，彰着来自江南。在野鲜汉籍中，访佛的“ 杭货” 记录尚见有一条： 桑域迢迢万里程，侍郎言笑海涛平，随身一剑同吴札，满腹群书胜陆生。星汉扑槎天上坐，楼船引节画中行，传奇杭货通崎岛，使事要须觇国情。 上揭的“ 杭货”，应是指从浙江平湖乍浦运往日本长崎的江南货品。对于“ 杭货” 一词，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明崇祯刻本《白皙堂稿》卷一七有：“ 今则苏、潞绸、杭货、福机行市，无所不有者，往时惟有方巾、圆帽二种。”“ 杭货” 有时亦作“ 苏、杭货”。隆庆四年（１５７０） 发行的徽商黄汴所编之《天下水陆路程》，卷五“ 淮安府由北河至陕西潼关水路” 中说起，“ 北直隶各府，辽、蓟边客货，皆由漕河而去，止于临清州、河西务、张家湾起陆……陕西、河南二省，大同、宁夏等边，苏、杭各货皆由南北二河而上，至汴城、王家楼或孙家湾起车。” 此处说起，输往河北、东北的客货，由漕河（ 运河） 北上，而运往陕、豫二省及晋、宁诸边的苏、杭货品，都由南、北二河运载。 淮安由徐州至汴城为北河（ 即黄河），而南河也即是淮河。 事实上，岂论是漕河依然南河、北河，运载的商品中，有十分多皆是来自江南的苏、杭货。 此外，明崇祯刊本《隋唐遗文》卷五亦说起：“也有巨室子弟带博浪游东说念主，打几柄伴儿灯，尽装的苏、杭货。” 及至清代，“杭货”和“苏、杭货”仍时有所见，皆指来自江南的商品。而在野鲜汉籍中，以“ 杭” 字前缀定名的货品十分不少。举例，一本佚名无题抄本，其反应的时间与《燕行事例》差相似期，其中就有： 蓝杭罗一尺，国银五钱，诸银九钱；草绿杭罗一尺，国银六钱，诸银六钱；白杭罗一尺，国银四钱五分，诸同； 真红杭罗一尺，国银六钱五分，诸同，长三十尺；多红杭罗一尺，国银五钱五分，诸同； 皂杭罗一尺，国银六钱五分； 鸦青杭罗一尺，国银六钱五分，诸银五钱；粉红杭罗一尺，诸银五钱； 紫的杭罗一尺，国银六钱五分，诸同；黑杭罗一尺，诸银五钱。 上揭引文中的“ 诸同”，也即是与上行兼并位置上的文字相似（ 如第三条白杭罗后的“ 诸同”，亦即第二条中说起的“ 诸银六钱”）。上述这些，应当即是《燕行事例》中的“ 杭货”。此类“ 杭货”，在中国方面的史书中亦推而广之。 譬如，哈佛燕京藏书楼保藏的抄本《玉器皮货谱》中，就有“ 各色绸料大要价目”，其中说起绸料之产地，包括南京、苏州、镇江、盛泽、湖州、杭州等。 另外，还有“ 各色湖、杭货”（ 其中有杭线绉、杭宁绸、杭绸、杭罗、杭金罗、杭银罗、杭官纱、杭线、杭六串、杭宁绸马褂等） 和“ 江南货” “ 各纱罗货”（ 杭纱、杭条纱等）。 而在前述的无题抄本中，除了“ 杭罗” 以外，还有“ 潞洲［ 州］ 绸”（ 包括多红潞洲［ 州］ 绸、紫的潞洲［ 州］ 绸、黑潞洲［ 州］ 绸、蓝潞洲［ 州］ 绸、草绿潞洲［ 州］ 绸、白潞洲［ 州］ 绸、豆绿洲［ 州］ 绸一尺、柳丝潞洲［ 州］ 绸一尺和朱黄潞洲［ 州］ 绸）、汉府缎（“ 桃红汉甫［ 府］ 缎、鸦青汉府缎） 和广缎等。另外，书中还时常提到“ 燕贸尚方” 的纪录： 多红云纹缎一匹，重三斤十五两，玄银十五两，燕贸尚方； 蓝云纹缎一匹，重二斤九两，玄银八两，黄银二两，燕贸尚方；鸦青云纹缎一匹，重二斤九两，玄银十两，燕贸尚方； 冒缎一桶，重二斤十四两，玄银二两，黄银七两，燕贸尚方； 玄色三升一桶，一匹长十一尺，十匹作一桶，价银七两，燕贸尚方；大布一桶，一匹长十二尺，十匹作一桶，价银十四两，燕贸尚方； 唐獤皮一令，价银十七两，版别，毛衣匠，燕贸（玄银六两、黄银四两）尚方。 在上引的诸条史料中，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 燕贸尚方”。在李氏朝鲜，尚衣院一名“ 尚方”，专司王室衣物、财货之供应，其中有不少丝绸等纺织品皆是从中国采购，具体则由使燕译官中的两名清、汉学上通事负责。而“ 燕贸” 一词，在那时更是习见的一个平素常言。以该书中的“ 玉珠对峙” 部为例： 白玉圭一部，重十斤，燕贸银四十两；白真玉珠一介，价钱五钱……唐碇玉砂，一斤，燕贸银四钱……细玉珠一百介，燕贸银二钱，五只重四百介作一尺……五色珠，一百介，燕贸银九钱……真珠一钱价银二两……琉璃，方三寸一派，价银九钱；方一寸一派，价银三钱；方一寸五分一派，价钱四钱五分燕贸……指南石，一斤，燕贸，银四两。 所谓燕贸，也即是赶赴北京的燕行交易。李不雅命《玉堂应旨札》曰：“ 中文惜财，不营露台。而今者尚方之岁贸燕市，既非先王不贵远物之义，而众胥私贩之锦冒进后庭，此不但有歉于衣不曳地之德， 而宫禁之不严，亦可寒心矣。” 他又撰有《肃宗大王业绩》：“ 王嗣服以来，夙夜祗惧，一以敬天勤民为务，尚方之交易于燕市者，特命停罢。” 对照“ 燕贸尚方” 的说法，此一词汇大略反应了朝鲜王室对于燕行交易（ 以北京为中心的中邦交易） 之倚赖。 在野鲜汉籍中，“ 尚方” 有时还与“ 内局” 同等看待，它们都是燕行交易的主要负责机构。举例，尹定铉《景陵志文》中有“ 减岭南贡参、关西北贡鹿茸及内局、尚方每岁燕贸” 之句。尹拯《秋浦先生黄公务迹》：“ 又请减尚方、内局燕市交易。”这里的“ 内局”，亦即内病院，十分于中国的御病院。每年使节采办普通药料，由该院与典医监轮替差出之医员一东说念主，及译官中之次上通事负责，谓之年例交易。朝鲜燕欺骗团随员中，有惠民署、典医监派出的医员，他们职司医治行中病患，并与通事负责选购药材。在上引佚名无题抄本“ 唐药材” 部中，就有文字注明：“ 燕贸米一石代下地木三疋，银三十两代下地木一同，下地木一疋代银一两，米一石代钱十两。契即唐药材契”。“ 一同” 的“ 同”，即代表上一句相应位置的那一个字，也即是“ 疋” 字。其后更具体陈列了冰片、小脑、沉束、三乃子、零陵香、白檀香、八角香、丁香、某松香和沉香等，大都注明为“ 燕贸”。 对于药物，早在明代，就多有朝鲜东说念主前来中国购买的记录。譬如，“参赞公宗子江原说念不雅察使讳元镇字鼎卿，世所称太湖先生也，生于万历甲午……显庙患目疾，使贸空青于燕市，不辨真赝。上曰：试访诸李某可得也。公曰真矣，但色不润，恐津液内竭。验之竟然”。宋时烈所撰《生员郑君墓志》：“ 乌川郑君溭君平，以万历庚戌十二月廿八日一火，年二十三……君有小妹，病晕瘦弱，江陵公怜之，昼夜置诸膝下， 其所服药饵材料，多中国产，君罄家财，因使价远贾燕市以治之。”及至清代，丁若镛在《剂量论》中指出： 黄连一味，医书所用，皆唐黄连耳。日本黄连，苦寒倍甚……朝鲜黄连，本非同类，兼且薄劣 ……且我国所谓沙参，即荠苨之类耳，本是别物，试贸燕肆而见之，恰似尾参，真不错权代东说念主参耳。又如厚朴，我国旧用唐材，故许氏《汤液篇》亦标“ 唐” 字。自四五十年来，忽称济州产厚朴，自此无谓燕贸。余尝厚朴之味，与《本草》所论太不相符，为贸燕市而来，则别物也，皮色相类，而肤理绝殊。济州者钝劣，令口味臭秽。而燕贸者，进口便觉辣烈，下咽显能通滞。 在前引的佚名无题抄本中，筹商的商品还有唐饼果茶膏、唐诗笺纸和翰墨等，这些，也都是与“ 燕贸” 联系的商品。在那时的朝鲜汉籍中，与“ 燕贸” 一词筹商的还有“ 燕货” 之相貌。举例，洪良浩所撰的《龙湾纪惠碑》： 夫皮革者，我国之所赢而中国之所须也，若使湾东说念主挟入栅，以易燕货，民获其利，官征其税，较 诸债息，所谓日计不及而岁计多余者也。 这是凤凰城一带的“ 燕货”。姜浚钦撰有《沈阳（ 今奉天府）》：“ 沈阳东说念主物盛陪京，半是商胡半是兵，燕货长输四牌市，汉儿争属八旗营。” 该诗描画了“ 燕货” 在盛京一带的运动。而在北京，稍早的洪大容亦曾指出： 数十年以来，凡燕货之稍雅者，皆令胥班主其交易而食其剩余，如竹素、字画、翰墨、香茶之属，他商侩不敢与焉，以此物价逐年增高，东东说念主苦其刁踊，或有潜买，詈辱备至。 究其试验，北京市面上的“ 燕货” 有一些彰着就来自江南，亦即所谓的“ 杭货”。诚如洪大容所言， 北京商场上的“ 缎货者皆出南边。” 这里的“ 南边”，主要即是指苏、杭一带。又如，在 １８ 世纪，竹素出书在东亚是一种具有重利可图的产业。 日本东说念主通过从浙江乍浦开赴赶赴长崎交易的中国商船，购得精深的中国汉籍。而朝鲜东说念主则主要经由北京琉璃厂，购得中国各地（ 特别是江南一带） 的竹素。阐明我此前的研究，那时，北京琉璃厂与江南各地存在着典籍运动的相聚。具体说来，那时游弋于江南水网的浙江湖州书贾船只，通过与江南藏书家群体的密切走动，经由往往的买卖，将收得的精深古籍通过京杭大运河，骆驿络续地运往北京琉璃厂，并从那处卖给前来北京的朝鲜东说念主。此一进程，即是典型的“ 杭货” 通过“ 燕贸”（ 北京交易） 输入朝鲜的例子。 天然，交易之往来彰着并非单向的流动。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圣祖在一份朱批中曾批示：“ 南边庸医，频频用补济［ 剂］，而伤东说念主者不计其数，须要注意。 曹寅元肯吃东说念主参，今得此病，亦是东说念主参中来的。” 据学东说念主研究，盛清时间江南各地对东说念主参的巨额需求，与江南温补习惯之造成密切筹商。在这种配景下，南边之东说念主参交易极为蕃昌。 与上揭朱批差相似期的《扬州竹枝词》就曾描画：“ 夜舞朝歌结病胎，身无分文色如灰，莫言苦口无良药，明日东说念主参客到来。” 详细那时的其他文件来看，这些“东说念主参客”应主要来自朔方。而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的《东说念主参考》中，有一“ 凤凰城” 条说起：“ 凤凰城货虽隧说念，所出不一……五、六月即可掘采，九、十月贾东说念主便至苏城开价矣。”揆诸史实，凤凰城位于中朝边境， 是清代栅门交易的中心。从那时的运动情况来看，此方位出东说念主参，至少应有一些来自朝鲜。对于这一丝，康熙年间朝鲜东说念主闵鼎重就以为，“ 东莱则倭东说念主通商于我境，随时贵贱而为之买卖；北京则有时南边贸参之商不至，则我国握参者改悔失利”。这彰着证明，由朝鲜输入中国的东说念主参，江南应是颇为蹙迫的耗尽商场。另外，《东说念主参考》中还说起“苏行分等”“ 苏行秤兑” 等，反应了苏州是那时南边东说念主参集散的一个中心，鉴于该处同期又是清商赴日采买东瀛铜材的中心，其时应有部分朝鲜东说念主参一同转销往日本。 三、余论 第一，重新矫正《燕行事例》的李尚迪，以其驰名诗东说念主的面容为中国粹界所熟知，但他同期亦然朝鲜的驰名译官，身份颇为特殊。 李氏朝鲜是一封建社会，寰球东说念主被分为士族、匹夫、中东说念主及奴婢四等。其中，译官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群体，他们附庸中东说念主阶级，虽有试验而性属杂科，官限三品，世守其业。译官亦称通事或从事官，由司译院派出。对此，明末朝鲜官员申钦在《赴京译官说》中就曾指出： 我国是上国必待译，无译则不可通也。译多贩子沽贩，知利不知他。而伊其为东说念主，则乃伶俐敏慧、解东说念主意也者半其间。先人朝法纪堂堂，居官者不敢逾方，肄译之横者，亦知遵三尺宪令，遂入伍于使臣犹皂隶，喘气莫得以舒也。自壬辰倭警，因劳升秩一二品者近数十，上医生者无算也，因此骄恣日甚，使臣少地望者，则凌驾侮蔑，视之若无。少或拂其意望，则还朝得以訾毁而中伤之，冠屦之格外极矣！译多财，虽有辜犯必免，其有劲者，则足以嘘吸霜露，今之奉使臣亦难矣。己酉冬，余以奏请使入朝，见译与中朝东说念主相亲密，不止昆季。大国、小国承奉有体，内藩、外藩区域自别，亲则狃，狃则玩，玩则隙，隙则失，余于此深惧焉。朝廷之拣使臣必慎，处译流有制，窒旁蹊，以遏其私。止赏职，使安其分，乃不错无后虞。 在这里，申钦傲然睥睨地概述了译官境遇之嬗变，他以为：明代万历“ 壬辰倭乱” 之后，译官的地位有所擢升。这些东说念主的特色是囊丰箧盈，与中国东说念主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于这一丝，李德胄在《家乘》中亦指出：“ 盖谓译官财货所萃，士医生不宜近也，晚世士医生好引接此辈，以通中国货。此辈东说念主事物亦多，或稍有权势者，则赂遗辐凑。” 从这一丝上看，译官因与中国东说念主的交易而收获不赀，他们不仅与后者过从甚密，况且与朝鲜士医生的关系亦极为密切。 与此同期，由于译官地位较低，故而也有一些朝鲜士医生刻意与之保握距离。如闵钟显在《请谥业绩》中就曾说起： 冬以书状官赴燕……还到湾上，招象译语之曰：万里同业，虽不可忘。 译官之进外出庭，非儒家实质，自此别矣，更勿相访。 另外，在一些士医生眼中，一般的译官水平平素比拟低。 如洪奭周（１７７４—１８４２） 在《本生祖考领议政孝安公府君家状（ 代伯父作）》中就提到： 四虎永久在线精品视频免费甲辰三月，复命，言我国士医生不晓华音，译官所熟，唯贩子商贩之语，若两国有事，无以导达 具意，非细忧也。请声名文吏肄汉语之制。上命司译院禀处。 “ 甲辰” 应即说念光二十四年。天然那时“ 有文吏肄汉语之制”，朝鲜国王也下令由司译院来措置此事，不外其收效怎么，彰着也很值得怀疑。在这种配景下，社交场所中译官的脚色天然仍不可或缺。在那时，除了谈话交流以外，还有十分多的社交礼节需要负责，这些都在在需要鸿篇巨制的译官，实为他东说念主所难以替代。 联系朝鲜东说念主前来中国的各式礼节、惯例，早在明代时，就有不少具体的记录。如《象院题语》即是朝鲜王朝司译院官颁的典籍，供出使中国的赴京使随行翻译官使用。全书共 ４０ 篇，每篇皆有标题，该书的最早刊本是康熙庚戌（１６７０） 的铸字印行本，但其成书年代较早，所述的内容彰着都是明代的轨制。及至清代，在一些《燕行录》之后皆有筹商的附录，其中同样波及朝鲜使臣燕行的诸多惯例。另外，在野鲜时间编纂的一些社交文件中，也有筹商的内容。举例，正祖八年（１７８４） 运转编纂、下限至高宗十八年（１８８１） 的《同文汇考》，以及初刊于肃宗四十六年（１７２０）、先后刊刻过十数次并最终重修刊刻于高宗二十五年的《通文馆志》，都有部天职容与此周边或联系。至于上述诸书之间的传承关系究竟怎么，彰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真切探究。 李尚迪出生于世代译官家庭，是朝鲜纯祖至高宗时期（即中国清代说念光至同治时刻）的一位蹙迫诗东说念主。他曾作《子梅自青州寄诗索题春明六客图》，曰：“ 藐余三韩客，素性慕中华。中华东说念主文薮，自笑井底蛙。俯仰三十载，屡泛柝津槎。交游多老宿，菁莪际乾嘉。后起数正人，贤豪尽名家。新知乐怎么，如背痒得爬。” 他身为译官 １２ 次往来于中朝两国之间，与清代常识阶级有着往往的走动。与一般的译官不同，李尚迪具有细致的中文素养，被视为那时的“ 名译”。 恰是因为他的１２次燕行，对于燕行之惯例了如指掌，故而编定了《燕行事例》，其中所记叙的燕行惯例，不错与迄今尚存的各样《燕行录》以尽头他社交历史文件比照而不雅。从文本内容上看，《燕行事例》抄本天然颇有错讹，但该书对于研究朝鲜使臣的燕行惯例，以及李尚迪之译官生计，亦提供了新的史料。在燕行录筹商文件中，有一些表述是公文函札中朝鲜式的“ 吏读” 语，与汉语的行文习惯不尽相似。而在现有的李尚迪筹商文件中，除了他的著述《恩诵堂集》以外，《同文考略》第 １１ 册《使臣别单二》中，于宪宗十三年（１８４７） 条下，亦记录有“ 钦关大臣差备官李尚迪、方禹叙抄本”： 本月初九日酉时，量来江界府右寨中江留待钦差之行是白加尼。十五日未时，量钦差二员、将军一员，领率一滑，设幕于越边小竹岩洞口，而侍郎则不为出来是如。庸东说念主等先即往日，入见致敬，传言指挥官待候之意，则答以日势已晚，明日午刻过来再会支。因告劳问使奉来御帖之由，则亦以明日奉来为答。 这是当年李尚迪与清朝方面酌量边境剿匪事宜的筹商记录，其中也有“ 是如”“ 是白加尼” 之类的表述，这与抄本《燕行事例》的行文如出一辙。 第二，１９世纪中世德国宣道士郭实腊在其所撰的《交易通志》中曾指出：中国“东与朝鲜邦交易，或使纳贡之时在京发卖，或商赴盛京之界，每年春秋作念交易”。 另据前文所述，《燕行事例》中的“杭货”，泛指来自中国江南的货品。而朝鲜东说念主在北京购买包括“杭货”在内的中国商品之交易，则被称为“燕贸”（在野鲜文件北亚的交易中亦称为“唐贸”，“唐”亦是指中国）。而从“杭货”以及“ 燕贸” 这么的平素常言不错看出，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商品，通过北京骆驿络续地流往朝鲜。早在康熙年间，闵鼎重在《闻见别录》中就指出： 燕市锦段［缎］、白丝及肉桂、丁香等药种绝稀，似是南边阻碍之致。或云：此等物俱自南边船运，而去夏始有船禁，陆路车输，故稀贵。 康熙八年，朝鲜向清朝交代冬至使，闵鼎重被任命为正使，其后亦撰有《燕行日志》，收入《老峰先生文集》卷一〇（该燕行录平素被称为《老峰燕行记》）。其《闻见别录》彰着亦属“别单”之类，内容则为燕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东说念主所言虽多杯影蛇弓，恐怕统统准确，但也依然反应了江南与北京之间的商品往来。 此类的交易，不仅局限于中朝之间，况且波及所有这个词东北亚地区。《翼靖公奏稿典礼类叙·使价引》曰： 自宣庙朝倭馆开市之后，燕货自本国运动于倭馆，与之交贩。及倭自长崎岛通货南京，馆市只盐菜，而倭银不至，象译无以充其包而失其利。 “ 宣庙” 即李朝宣祖，时当明代的隆庆、万积年间。据张存武研究，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朝鲜与日本签订公约，已毕了“ 壬辰之役” 并回报邦交，交易交流亦随之回报。其时，日本输出品主要为银子，其次为铜、锡、胡椒、水牛角、苏木、明矾和毛皮、糖等，个中除了该国特产以外，还有一些商品（如胡椒、苏木等） 则来自东南亚。而朝鲜方面输出之商品主若是自中国进口的生丝、丝织品以及国产东说念主参等。那时，日本对马藩在野鲜釜山诞生倭馆，独占了对朝交易的权利。 据康熙九年的一份朝鲜文件纪录，朝鲜东说念主从中国购入白丝，然后卖给倭馆，颇获大利。白丝百斤买来 ６０ 两，而卖给倭馆的价钱却高达 １６０ 两。为此，朝鲜东说念主的策略是将东说念主参悉数运往北京，换取中国货品，然后经釜山倭馆转输日本，以取中间居奇之利。尔后，中、日、朝三国的交易仍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对于这一丝，李正臣在其所撰的《燕行录》中，有一篇提到清朝复原台湾前后东北亚时事的变化： 我国产息不繁，而其中银货又贵，故公私阻塞，最弱于天下诸国，从古取资于南北通商。 自其海船解禁以来，江南丝缎直航倭国，而燕货衰退，倭银亦绝，甚至益耗。果令贼势盛而海路梗，则不待天子之禁洋，而商船自可欠亨，倭必输银于釜馆，依旧求市。 而燕中丝货，亦似有裕矣……其始倭银通利之时，每年倭馆所出，大要为二十万。贸迁燕货，计其赚钱，可作三十万。 二十万之货则为白丝方绸，常更换银于倭馆。十万之货，则为纱罗绫缎，分用于国中不已之需……此际海船已通，利路变迁，燕中丝贵而倭市银断。 由此可见，清代前期实施的海禁计谋，对于中日、中朝和日朝交易皆有着蹙迫的影响，东北亚三国之间的交易试验上存在着此消彼长之势。也正因为这一丝，抄本《燕行事例》及筹商的朝鲜汉籍，促使咱们念念考在以往习知的政事关系以外所有这个词东北亚交易尽头对列国里面的影响。对于这一丝，还有待至今后进一步的真切探讨。 （本文經作家授權發布，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注釋從略性爱之后，援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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